朝贡圈

杨联陞说:“中国的世界秩序常被描述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向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构建的一个神话。

琉球为什么恭顺

因为中华文化圈的很多成员,包括汉化最深的朝鲜、越南,在历史上都和中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和它们走得太近,对天朝的安全不见得是好事。只有琉球,既弱小又不接壤,可以任由天朝抚爱,却不会对天朝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琉球成了朱元璋的最佳选择,朱元璋决定要把中琉关系打造成大明宗藩关系的样板。

出身贫民的朱元璋非常小气,他登基后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官俸标准,史称“明官俸最薄” ,但是他在对待属国上却比历代的君主都要大方。

明王朝的正规财政汲取能力并不强,财政收入本不充足,又大量地通过朝贡体系流失。大明皇宫之内各国进贡的香料和土产堆积如山,国库却没有现金,只好把胡椒等香料发给百官,充抵工资。

被惯坏的孩子

琉球抓住明朝实行海禁民间不能进行贸易的机会,以朝贡贸易为依托,异军突起,迅速填补了郑和下西洋停止后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直接贸易的空白,一跃而成为东南亚一个最有活力的贸易中介国。

有明一代,琉球船只在朝鲜、日本、暹罗、北大年、安南、吕宋、苏门答腊、爪哇、旧港、满剌加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穿梭如织,每次来中国朝贡时,那些从东南亚和日本买来的香料、胡椒、象牙、屏风、腰刀都会赚上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暴利。走时带走大量包括丝绸、药材和瓷器等在内的赏赐品,转卖到暹罗、安南等国家,又可以大赚一笔。原本贫瘠落后的琉球可谓一夜暴富。

《明史》记载的亚洲诸国正式朝贡次数,日本十九次,朝鲜三十次,爪哇三十七次,安南八十九次,而琉球一国即一百七十一次(实际次数还远多于这个数字),几乎近于各国的总和。

琉球因此被称为“万国津梁”,也就是天下万国之间交往的桥梁。琉球至今仍存有一座铸造于1458年的“万国津梁钟”,原本悬挂在琉球王国首里城正殿门前,今天保存在冲绳县立博物馆。上面的铭文说: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

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岛屿成了一个润滑剂。成了一个套利的工具,蒙蔽了天朝两百多年。

风云突变

可惜,琉球史上的这个黄金时代没有持续下去。因为琉球身边不光有一个庞大的中国,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日本。

日本人在朝贡队伍中态度最为桀骜,也最难于管理。嘉靖二年(1523),日本两个地方诸侯为了争夺进贡利润,派出了两拨朝贡使团来到中国。他们在宁波发生冲突,不但相互杀戮,还在回国途中大肆烧杀抢掳,由“贡使”一变为赤裸裸的“倭寇”,明朝只好派兵镇压,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明朝官兵皆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明朝“震怒”,宣布断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

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日本萨摩藩以琉球对日本国不恭敬为由,大举出兵入侵琉球。长年不修武备的琉球无法抵抗训练有素的萨摩军队,迅速溃败,国王尚宁被俘,押往江户。

萨摩规定,琉球人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丝毫不得吐露自己被日本人影响和控制的事实:“琉球入于鹿儿岛之手一事,对唐禁止谈论。关于此点,琉球万事善否,对唐人丝毫不得吐露。

日本人特别命令,禁止琉球人模仿日本的发型和服装:“生于琉球国者,不得蓄留日本式须发,不得更著日本人衣裳,既已为者,当即时停止。有违此旨令模仿日本人之样子者,在调查之后,自然将科以罪行。 ”

万历三十七年,日本入侵琉球,将琉球国王俘虏到日本,动机就是垂涎琉球的朝贡资格。

现在如果马上拒绝琉球来贡,有失天朝怀柔之体,恐为不当。所以,将琉球的贡期由原来的两年一贡改为十年一贡。表面上看,中国此举是体谅琉球初经战祸的艰难困境,让它休养生息,实际上则是要限制日本从朝贡贸易中牟利的机会。徐斌说,明王朝以这种模糊策略,逃避了作为宗主国为属国讨回公道的义务。”

十来年后,明王朝发现日本人并没有把琉球国完全日本化,琉球国至少在表面上仍然保持了独立国家的面貌。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掌握下的大明王朝经不住琉球的苦苦哀求,决定调整贡期:“旧制,琉球二年一贡,后为倭寇所破,改期十年。今其国休养未久,暂拟五年一贡,俟新王册封更议。” 从十年一贡改成了五年一贡。

现代“冲绳学之父”伊波普猷将琉球比喻为日本的“鸬鹚”,意思是它辛苦捕到的鱼大部分归主人日本所得。

自1609年起至1879年止,在这长达270年的时间里,琉球王国一方面向萨摩“遣使贡物”,一方面又向明、清两朝请封,日本史学界将琉球的这段时期称为“两属时代”。

从康熙朝开始,琉球就成为大清王朝心目中最忠诚的属国。据郑梁生统计,在清朝藩属国之中,琉球所获赏赐数量仅次于朝鲜,远多于安南、暹罗诸国”

天朝的生产力之强,一个琉球成了日本套利的工具。

清人为什么没能发现琉球两属

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朝的册封使来到琉球,带来两千多贯货物,可以由琉球人买下。可琉球人左凑右凑,一共只有五百贯钱,最后连男女老少的簪子和家中的铜锡物件都凑起来,总算又凑足了一百贯,可见曾经以“万国津梁”自诩的琉球王国,已经衰落到了什么程度。它依偎于中日两个大国之间,艰难地寻觅着夹缝中的生存之道。

保密观念”从上层到底层,已经深入琉球人心。这是清王朝长期被日本人欺骗的原因之一。

在中日琉三方的奇特关系中,表面上看,清朝一直居于主动地位,而事实上,日本和琉球才处于真正的引导地位。在传统时代,任何一个藩属国在朝贡体系中都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利用天朝的游戏规则来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中国人却一直顽固地停留在“中华天朝”的想象中,导致外交活动中经常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朝贡圈的游离分子:日本是中国的朝贡国吗?

在中日关系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上,日本成为符合中国标准的朝贡国的时间,不过百年。

1392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统一了日本。他抵御不住巨大现实利益的诱惑,决定调整对明方针,加入向明朝朝贡的行列。

促使足利义满做出这一决策的是一位从明朝回国的日本商人。他向义满介绍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巨大好处。“义满当时方完成了南北朝统一的大业,幕府今后要着手新的设施,正苦于财源枯竭,所以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

足利义满的这一决定赶上了一个好时期:当时朱元璋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燕王朱棣正和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争夺皇位,双方都希望得到周围其他国家的支持。

丰臣秀吉为什么要侵略朝鲜

元代中日民间贸易一直畅通,朱元璋切断了所有贸易渠道,反而让日本社会对中国物资更加渴求,也强化了倭寇入侵的动力。因此在朱元璋统治后期,倭寇大批扑向中国,对中国沿海一再侵扰,搞得朱元璋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嘉靖重复了朱元璋的错误,而且错得比朱元璋还严重。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国后期,各地经济繁荣,对中国商品的需要量大增。特别是迅速发展的丝织业所需的生丝几乎全从中国进口。海禁令一下,中国生丝在日本的价格一下子上涨了近十倍。

所以嘉靖海禁令一下,中日之间的走私贸易愈演愈烈。由于走私贸易规模扩大,海商竞争加剧,海盗也日益猖獗,海商们纷纷雇用强悍的日本武士来保护其安全,中国和日本的海上势力由此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明代后期的新型“倭寇”

因此当时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所谓“倭寇”问题,本质上是贸易问题。谢杰《虔台倭纂》中分析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海盗就是海商,他们能贸易的时候贸易,不能贸易的时候才抢劫。因此,海禁越严,倭寇就会越多。

朝贡圈里的两面派:越南的“内帝外臣

然而越南几乎突破了关于宗藩体制或者说朝贡体制的所有规定。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君主丁部领就自称“大胜明皇帝”。从他开始,越南君主一直在自己国内称帝,甚至对自己周围的小国称帝。他们平时自称“朕”,发布的命令称“圣旨”,自建年号,无处不与中国相同。

越南历史上虽然频繁改朝换代,但各个朝代对中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模式,那就是表面上称臣进贡,行礼如仪,对内却称皇称帝,和中原皇帝平起平坐。越南人自己总结这个外交方针叫“内帝外臣”

虽然中国历来认为越南是天边炎土,但越南人和中国人一样,认为自己居住的土地是“天地之中”。

既然自认为居于天地之中,那么自己就不是“夷”。是什么呢?是“华”。“大越国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龄塔碑”碑文赞颂李仁宗的功德政绩,谓“文轨同仪,华夷共贯。五行顺序,百谷丰登” ,这个“华”不是指中国,而是自指,越南自视为一个中原国家。因此,越南人习惯上将中国王朝称为“北朝”,将自己称为“南朝”,认为两国地位完全平等,只有地域南北的区别。如果北朝出现乱政,越南甚至认为自己有责任“吊民伐罪”,主持天道。

1335年,陈明宗《摩崖纪功文》称:“皇越陈朝第六帝,章尧文哲太上皇帝,受天眷命,奄有中夏,薄海内外,罔不臣服

越南人认为,他们自称“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中国”二字,主要是指文化上的意义,而不是地理上的方位。正如越南莫朝开国之主莫登庸所说:“三纲五常,扶植天地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国而无此,则中夏而夷狄,人而无此,则衣裳而禽兽。

可见他们认为,只要建立三纲五常,无论何地都可成为“中夏”之国,失去了三纲五常,虽地处中原也只是夷狄。

从历史上看,越南这种套利,确实很有手段。

越南的亚朝贡体系

既然是“华”,那么按儒家理论,其君主自然也就是天下共主,周围的蛮夷都得向自己朝贡。所以越南在东南亚一带一直以“华夏”自居,称周围的其他国家和民族为“夷狄”。从独立开始,它就试图构建起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1802年建立的阮朝,又将这一亚朝贡体系推向另一个高峰。1815年,阮福映“颁布阮朝的十三个诸侯藩属国家名册,其中有高棉(高蛮)、暹罗、缅甸、南掌朝廷、万象朝廷、镇宁朝廷……” 。从数量上看,越南拥有的属国和同时代中国的清朝一样多。

越南的亚朝贡体系与中国的还是有所区别的,那就是越南对其他小国的控制,主要不是靠文化征服、朝贡贸易吸引,而是靠军事征伐,征伐胜利后通常会索要大量贡物,而不是“厚往薄来”:越南不太愿意做赔本买卖。

缅甸实行一种类似中国“军户”的制度,叫“阿赫木旦”。阿赫木旦的字义是“承担服役的人”,这是一个亦兵亦农的组织。

缅甸国王和精英阶层皆视对外扩张为体现民族精神的主要途径,国力稍有积累,便发动侵略战争。国王和“阿赫木旦”的主要财富来源,都是对外战争的劫掠。士兵们都渴望战争,一听说要打仗都兴高采烈。从蒲甘王朝到雍籍牙王朝前期的八百年间,阿赫木旦军事组织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得到扩大和加强。”

在朝贡体系当中,翻译问题至关重要。通过“创造性翻译”,让原本普通的外交事件上升为朝贡,这在朝贡史上屡见不鲜。

什么叫“人臣无外交”呢?这句话出自《礼记》:“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就是说,一国的臣子不应当同别国君臣私下交往,否则可能被认为有二心。这是所谓“春秋大义”或者“君臣之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看来,所有藩属国都是中国的臣子,因此藩属国相互之间不能往来。朝贡国之间的一切事务都应该由中国做中介。之所以隔这么久,是因为中间发生了壬辰朝鲜战争。”

在朝贡体系之内,藩属国之间的一切公务交往,大到遣返难民,小到递交公文,都不能直接进行,必须经由明朝这个中介,方为合法。

古代世界存在过几种世界秩序,除了西方的罗马帝国秩序外,还有中国文化圈的朝贡秩序、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秩序、东南亚的曼陀罗秩序

最后在我看来,朝贡是天朝和周边国家的一种贸易形式。另外一个思考或疑惑是,天朝的几次闭关锁国是真的物产丰富、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带来的,有没有可能是朝贡套利带来的损失而选择的呢?一个瞎猜想。